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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4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10.5％的标准。这是今年以来央行第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月和2月央行曾两次分别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3月17日，央行还宣布了今年首次加息0.27个百分点。
如此高频率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国中央银行“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水平基本适度，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银行流动性过剩，资金价格又偏低，就极易造成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增长方式粗放，无论于经济的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均有害无益。因此，发改委警示性提示，“银行流动性过剩依然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突出问题，从今年前两个月的形势看，问题还在发展。”作为宏观调控主力之一，央行对此是有高度认识和积极行动的，频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充分说明央行对银行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保持了高度警惕。
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是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三大经典工具。各国央行视本国经济运转态势，或执行紧缩的政策，或宽松的政策，或稳健（亦称中性）政策，相机择用某一工具，或组合运用，以求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三大工具中，最常用的则是公开市场及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则十分慎用，因为此工具就如一味烈性药，效力强劲。率幅过大或时间跨度过紧，有伤害经济之弊，因此不轻易启用。我国中央银行近期频繁使用准备金率这一工具，证明当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相当严重，到了非下猛药不可的时候了。
实际情况确实令人无法乐观，流动性过剩近乎成了此轮经济失衡的代名词，而且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合唱中，中国无疑是最响亮的音符。政府及各部门千方百计谋划治理过剩泛滥。仅就央行而言，就实施了诸如：发行定向票据、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贷利率，类似信贷计划的窗口指导，以及汇率方面的市场化动作等组合拳。尽管央行锲而不舍地调控，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仍然出现了经济实际运行屡屡突破当局预定目标的局面，折射出宏观调控的艰巨性。流动性过剩治理尚未到位，央行仍将努力。虽然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率已达10.5％，但是超额储备金率仍然较高。如果合理的超储率为2.5％，那么，2月末3.66％的超储率则显示，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仍然有一定空间和必要。未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悬念，将继续加强流动性管理。
毅然频繁祭起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利器”，固然能收到快速强烈的效果，但就我国流动性过剩复杂的生成机制而言，也只能是治标而未能治本。根治流动性过剩，需要从经济、金融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内外经济的互动关系诸方面花大力气，进行艰苦的调整和改革。比如，如果说以前几次的货币供给过剩是由于主动不当造成的，那么，此次过剩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被动。在屡创新高的贸易顺差下，央行则不得不一边被动释放大量的基础货币，一边利用央票来对冲，但雪球越滚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重，效果却逐渐递减；央行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刚化，总资产迅速上升，逐渐以外币形式的外汇储备为主，负债则以央票形式的本币负债为主，势必造成货币错配的现象严重。再比如，我国贸易顺差与日俱增，归根结底在于创汇的成本由大量国内非贸易部门及政府的财税来承担。又比如，如果说传统金融的主要机能在于动员储蓄，将储蓄通过银行中介转化为投资，那么，现代金融更重要的功能则是通过投资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资金运营带来的风险。目前，国内经济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储蓄率，银行资金过剩；一方面是多个重要产业的产能过剩，而资本市场资金又不足，凸现了我国资金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实际上，银行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性问题，因此仅仰仗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或者一时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则无疑需要锲而不舍地深化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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