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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赚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女作家三毛在《我的志愿》中这样说，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 自由自在，也许是每一个人都期盼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羁绊，最后能够真正实现的恐怕不多。流浪艺人，在很多人看来与乞丐无异，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在城市中遭受更多的也许是白眼和不公的待遇。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过往和愿望，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四处漂泊？
2007-2-6
[ 记者 徐静 ]
　　工作了一天，走在繁忙的街道中，放眼望去，除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就是行色匆匆的路人。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这样或是那样的追求，在这个城市中奔波，忙碌……
　　路过地铁，迎面传来悠扬的萨克斯。吹奏的是英文歌曲《此情可待》，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年约二十几岁的男孩子，梳着马尾辫，穿着黑色的羽绒服，手持一把7成新的萨克斯管，旁若无人地吹着。他的前面摆着一个纸盒，里面有1元、2元不等的人民币，偶尔有几个人围在他身边，一首乐曲奏罢，偶尔又有几个人从包里拿出些零碎钱币扔在里面，然后离去。
　　趁着这个间隙，我走到他面前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如此寒冷的夜晚，仍然选择在地铁口吹萨克斯？他静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没什么，只因我喜欢。然后就拿起萨克斯，怡然自得地吹了起来，那情景仿佛周围的人皆不存在，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和他的音乐。
　　上海的夜晚是繁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地铁口人头攒动，也许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个男孩子的乐声。但他却完全投入于自我的音乐世界，在路人的漠视中独自吹着。谢谢他在这样的夜晚，为这个忙碌而又繁华的都市带来的音乐与欢乐。
　　也许你没有留意，曾几何时，流浪艺人这些经常出现在西方电影中的人群，如今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手持铜色的竹笛、泛着金属光泽的萨克斯或是怀抱斑驳的吉他，在繁华城区的天桥、在过街的地道以及休闲的广场尽情地演奏。他们姿势各异，或站立，或斜靠，或端坐，有时他们的面前会摆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杂乱无章地摆放着零星的纸币和钢蹦，有时甚至什么也不放。
　　在很多人看来，流浪艺人与乞丐无异，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因而他们在城市中遭受更多的也许是白眼和不公的待遇。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艺术的特性决定艺术家的群体相对而言比较狭小，他们之中能够功成名就、流芳百世的更为凤毛麟角。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宽阔的舞台，奢华的表演服，衣冠楚楚的观众，丰厚的收入更是遥不可及，甚至有时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这些对一个执着的艺术家来说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对他们来说莫过于不能把自己的艺术展现给人们。
　　于是，没有舞台的他们走上街头，也许他们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专业的乐器，但是那专注的神情，几个简单的扬声器成了他们与路人沟通的桥梁。无论白天、夜晚，还是酷暑和寒冬，从驻足的听众眼神中透出的赞许对他们来说，似乎比那躺在琴壳里的硬币要有吸引力。
　　也许很多人会说，无论怎么样，流浪艺人只能算艺术家中的弱者。纵然这个世界上无论那个方面都有强者和弱者，但是没有一种梦想是卑贱的！而且你我都不能否认，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羡慕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与艺术相伴。
　　海生：唱歌不全是为了赚钱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以大篷车为家的吉普赛人，在一个个村镇之间游荡了几个世纪，然而他们的歌声是欢快的。我也碰到了一个快乐的流浪歌手。
　　在陆家嘴地铁站过道，远远就能听到地铁口传来的琴声。走进去，只见一个男青年站在过道的角落里弹着吉他，长发虚掩着半边脸庞。他手里拨弄着琴弦，唱起了齐豫的老歌《橄榄树》。他说，他叫海生，来自北方，去年的冬天从大连一路南下来到了上海。
　　海生自上中学起，便不可救药地迷上了吉他。高二的时候，他蹬着自行车天天在城里送纯净水，这一年为自己挣了一把像样的电吉他。
　　前年的圣诞节，海生去了北京，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乐队跟专业吉他手学弹电吉他，后来就开始到东单、西单、王府井的地铁口里弹吉他卖唱，之后又去了西安、大连。
　　“在上海，陕西南路、徐家汇、陆家嘴的地铁口里，我都唱过。断断续续在这几个地铁口里唱了有大半年吧。”海生的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神情有些腼腆。海生的声音很好听，唱歌的时候也非常投入和专注。
　　路过的人大都行色匆匆，偶尔有一些年轻的路人，会停下脚步听他唱一段儿；有些听众也会主动地掏些零钱放在他黑色的吉他套子上。其中有一位外国人最令人感动，他站在旁边等海生唱完一曲后，用蹩脚地中文说：年轻人，加油！当时海生非常激动地说了声谢谢。他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唱歌，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歌声带给大家，通过音乐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同时引起大家的共鸣。
　　一个小时之后，黑色的吉他套子上又多了一些零星的硬币，还有一张面额5元的纸币，粗略算了一下有十余元钱。“最多的一次，有一天在陕西南路地铁站挣到400多元钱。一般一天能挣20元钱。”
　　“当然，在地铁口唱歌不完全为了赚钱，主要是和别的工作相比，它自由，我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也不要赶时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海生说，现在他晚上在陕西南路的一家酒吧兼着一份工，经济情况好多了。
　　虽然如此，有时候，他还会出来唱歌。他说，不是为了钱，而是很享受这种在街头唱歌的感觉。但是上海的城管非常紧，他们经常会被驱逐。看来流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呀！
　　点评：一个有着自己个性与风格的歌手可以带给别人快乐，引起人家的共鸣。他们不会为他人而活，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在别人的驱使下执行着与创造着。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也有着自己的憧憬，他们为自己所爱的东西而活，并将对音乐的理解，对生活的爱和恨，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轻轻地吟唱，独自陶醉在属于他自己的音乐与情感世界里，同时也用真情打动了来来往往的路人。
　　阿光：我有我的梦想
　　阿光出生在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村，父亲在当地唱戏小有名气，耳濡目染，阿光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吹口琴。
　　由于在农村，音乐设施和教育都相对落后。父母对于阿光寄以厚望，他们都觉得吹吹唱唱是不务正业，很反对阿光一天到晚都沉迷于吉他、笛子。很多次，父亲对阿光说，我唱了一辈子戏，都没有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出人头地。
　　尽管如此，阿光对音乐的痴迷并没有减弱。上初中后，他组织6、7个人成立一支乐队，平时经常到农村里排练演出。阿光由于平时忙于演出，成绩一路下滑，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但他在县城里搞音乐的名声却一天天大了起来。于是，他就一心扑在乐队上，相信自己一定能在音乐道路上取得成功。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年后，因为经营不善，亏了钱的他只好解散了乐队，决定去歌舞团发展。
　　阿光考遍了当地所有的专业歌舞团，但处处碰壁。他只好跑到外地的一家农村歌舞团里唱歌，跟着歌舞团长年累月四处漂泊，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歌舞团效益好，每月还能给几百块生活费，效益差时就只有几十块钱。在歌舞团四处“打游击”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阿光的演唱和操作器乐能力却日渐提高，键盘、电贝、钢琴等乐器玩得相当娴熟。然而，歌舞团最终还是因为效益不好而解散了。
　　来到上海后，阿光为了解燃眉之急，在市区街头卖唱了一段时间，后来进一家企业打工，但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做梦都想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一头扎进了昼伏夜出的流浪歌手生涯。他对记者说，“几天后，我和我的朋友要去北京，那里的艺术氛围更好，很多艺人成名之前都仅是北漂一族。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不会一辈子都流浪，我会有美好的明天，我要创建自己的乐队。”
　　春节快到了，当记者问到阿光是否要回家时，阿光摇了摇头说，不了，当时出来的时候就说过，一定要人模人样地回去，现在还不是时候。
　　点评：“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阿光看起来不大，顶多20岁出头，如此年轻的他却已经是远征的鱼儿，为梦想奋斗，为生计拼搏。眼看快过年了，他却选择了独自一人在外。
　　在追寻理想的征途上，总会遇到狂风与骤雨，没有家这个可避风的港湾，没有家人的支持，阿光，你是否有一点点的孤独与失落。
　　老西：自由地画画
　　流浪画家，也许我们忽略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在人民广场、公园门口，是他们让这个忙碌的城市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颜色。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老西就是其中的一位。
　　老西经常在浦东世纪公园门口画画，他的生意很好，找他画画的人很多。据老西自己说，他若干年前曾是西安美院的一名讲师，不知为什么，十几年的工龄连个副高都评不上，而他的学生有些已经是教授了。之后，也不知为什么，那个相濡以沫十几年的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老西说，自己以前是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事业不顺，家庭不和，周围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于是，一气之下，收拾画具跑进深山老林。也许是前些时候的不顺，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老西刚进山就病倒了，多亏一对素不相识的山里夫妇悉心照顾，用土法救了他的命。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把名誉、地位、金钱统统抛诸脑后，才会真正体会到生命中自由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病好后，老西一切都想开了，什么职称、房子、女人，都抛去了。一纸辞呈丢到美院，他开始了背起行囊走天下的流浪生活。
　　一路风餐露宿，老西从黄河源头走到长江口。到城市还好说，在闹市口卖画，教人家小孩画画，帮戏院做海报，幸运时接点广告公司的零活，报酬不计，画又确实有功底，倒也不愁吃喝。到农村山里可就苦了，除非需要遗照，少有人请他画画，也没人欣赏。老西只能打短工、赶牲口、修公路、筑堤坝，据说连长江上的木筏都撑过。
　　讲着讲着，一对年轻的男女走过来要求画画。老西的炭笔在雪白的纸上飞快滑动，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将那一对男女画得颇有《泰特尼克号》中的杰克和罗丝之神韵，引来围观人的阵阵好评。
　　当问到老西收入时，老西笑了笑说，还行，养得活自己。我现在给人画画，单人画20块，双人画35块，一天平均能赚120块，有时候还能从广告公司接点零活，月收入也有3000多块钱，反正现在就一个人，用钱的地方不多，足够了。
　　曾经是高校的美术老师，如今是一位流浪画家，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会选择作流浪画家，你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老西从画架上抬头，提高嗓门说，“从小就喜欢自由自在，后来由于家庭、责任的羁绊，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反倒一身轻，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走走看看。现在我感到很快乐，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老西扯开嘴笑，眼睛里却掠过丝丝飘游的浮云。这不得不让记者有了一丝怀疑，从高校讲师到流浪画家，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老西真能够坦然面对吗？
　　流浪生活也许是自由的，但一定是辛苦的。老西的旁边是个随身携带半人高的行囊，里面锅碗瓢盆、针头线脑、药丸绷带，一应俱全，背在身上，就背起他全部的生活，向前走去，就延续他全部的日子。
　　老西说他47岁，可看上去像个老头。
　　点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些流浪艺人是不幸的，他们每个人一定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或者都有一段痛彻心灵的往事。
　　庄子曰：汝非鱼，焉知鱼之乐也？从某种角度来电说，与艺术结缘的他们，与钻营善变的都市人相比反而是幸运的。他们有艺术相伴，在艺术中定居，又同艺术一起流浪，在喧哗的都市中筑起一片祥和的空间，他们俨然是闹市中的隐者。
　　阿平：生活在别处
　　阿平是一位女孩子，坦白说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孩子，从小就喜欢画画，5岁的时候就可以把山水、竹子画得栩栩如生。之后跟随当地的一名画家学了5年画，在当地也得过一些奖。
　　由于父母的反对，她最终也没有把画画这爱好坚持下去，初二之后就全心投入数理化的学习。大学学的是电子，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地到了一家电子公司就职。一工作就是3年，也许是工作的强度太大，也许是人际关系太过复杂，出乎所有人意料，收入颇丰的阿平竟然辞了职。
　　阿平说，辞职之前，并没有告诉父母，我知道他们会担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的梦想。李嘉欣演的《画魂》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我太喜欢潘玉良这个人物了，很多次我都看得流泪。
　　从小到大，我表面上是个很乖的孩子，其实我骨子里很叛逆。一个人的一生也就短短几十年，有理想、有爱好就要趁早去追寻，等哪一天结婚了，年老了，也许就再也没有这份激情了。于是我就辞去了这份工作，打算休息一、两年。以前没有能力全心画画，现在可以全心投入了。
　　阿平说，有时候她也会出来写生。记者就是在博物馆后的喷泉旁边遇到她的，那时候她正在为一位来自外地的游客画画，旁边集聚了很多双眼睛，有挑剔的目光，有欣赏的目光。可是阿平仍旧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画自己的画。阿平说，给人画画就是这个样子，顾客满意，就高兴地付钱，不满意，就挑几句刺。艺术本来就是要争鸣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当记者问到阿平收入时，阿平笑了笑说，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月薪就有6000多，辞职出来的时候每个月大概有1万元了。物质对她来说一直是次要的，精神才是第一位的，目前处于入不敷出的阶段。“你看，我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钻研，到处看，画展，不断练习。有时候出来写生，画一幅画收15元，每天大概能赚70至80元，一个月下来也就1500元。而现在每月的房租800元，美术老师那边一周去一次，每个月学费是800元，与原先相比我现在过得太拮据了，不过身心却很快乐，很充实。”阿平说。
　　记者忍不住问阿平下一步的打算，她仍然笑了笑说，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也许重回职场打拼，也许就这样画画，也未尝不可能。虽然周围的很多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但是生活有时候就是要自我一点，如果每一步都照着常规走，实在太没意思了。
　　点评：阿平算是流浪艺人中的另类了。也许周围很多的朋友不理解她，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跑到社会上做什么流浪画家。其实反过来看看，生活的本质就是经历，就是体验。
　　有理想，追寻过，就不后悔，在这里，我们祝福阿平一路走好。
　　（本版制图安然）
　　
记者感悟
　　在西方，街头艺术是一道靓丽风景，流浪艺人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比如，有一位朋友原本在美国的大乐团拉小提琴，可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穿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
　　的确，在西方人眼中，职业没有太多的高低贵贱之分。而在国内，流浪艺人经常不但要遭受城管的驱逐，而且还被大多数人所不齿。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是很多人的人生格言。但是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到底值不值得？以财富、地位、学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到底有没有意义？一直都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经历，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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