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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访谈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
我是股市坚定看多者
熊市长达 4年多，投资者的信心也降到了冰点，中国的股市到底还有无希望？股市会不会被边缘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先生
记者 刘小敏
本期访谈人物：聂庆平
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中国证监会发行部、海外上市部和国际业务部，国务院证券事务内地香港联合工作小组，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等。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上海金融报》：中国股市低迷多年，且目前也没有走好的迹象。很多投资者信心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
聂庆平：对于目前的市场，我想讲的是长期如何看。大家不要因为股市短期不好，就全盘否认这个市场的未来。对于中国的股市，我是一个坚定的看多者。
《上海金融报》：你是一个“老证券”了，你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决定了你看好中国股市的未来，一定有你自已的理由。
聂庆平：小孩学走路哪有不摔跤的。我认为中国股市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有许多因素在支撑它向好。第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在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已在市场发展中孕育了重大的潜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美国沃顿商学院曾做过计算，就是将中国和主要国家的GDP作了一下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
GDP如果按照PDP计算，就是按购买力计算，中国GDP的总量大概排在全球第二位，达到57321亿美金。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因素，即把一些实物性或者非价值的东西转化成了有价值的东西，而资本就在其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一块。所以，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因素就是财富管理。谈这个问题可能要引入一个新观念。因为我们过去谈股票，就是一个集资和筹资的概念，实际上中国现在已步入到了一个财富管理阶段。这个阶段中，如何去分配财富的管理渠道，如何去分配现有的财富管理的存量，具体就是如何管理我们30万亿的居民储蓄，这个占据了资本市场很大一块的财富。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资本市场总体上管理财富的量占比并不大，所以必须要求资本市场迅速发展。
第三个因素是外资。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最新统计，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整个亚洲地区外资总量达到了3450亿美金。按统计来看，目前正是外资涌进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1996年，达到了3231亿美金。而这个3450亿美金当中，流向中国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
从国际资本运作的形态来看，流入中国的资金，主要是以FDI的形式和直接投资的形式。从新兴市场发展经验来看，当外资大量流入以后，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个狂涨的过程，大量的外资现在已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占据了FID的50％-60%，而FID的流出一定是通过资本市场流出的。这也是支持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一个因素是制度。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定要转型，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转型的制度，以及转型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资本市场，它是整个市场制度转型的切入点。
我想，从国际背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来看这四个因素的话，我们应该长期看好中国的资本市场，而且必须要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乃至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而不能让股票市场边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金融报》：你刚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看好我国股市的原因，同时也提到了要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我国资本市场。为何说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聂庆平：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因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金融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资本市场的管理和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一个高度的认识、一个战略性的认识造成的。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上海金融报》：你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在实务操作中，当务之急应怎样做？
聂庆平：我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应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应对这样的变化的话，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因为只有解决了市场化的制度创新以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这样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14年是一个开拓期，将市场规模搞到足够大，很有可能中国的交易量比新加坡还要大。14年开拓期以后，我们遇到了制度性的障碍，遇到了各种让大家都比较头疼的问题。为此我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股权分置改革、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以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有在逐步地修改证券法和公司法以后，可能会产生的新的信用交易衍生产品，以及其他的一些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的改革，这都是在为制度创新所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建立市场化股票涨跌机制非常紧迫
《上海金融报》：根据中国股市的实际，如果要进行制度创新，应从哪里下手？
聂庆平：结合十多年的认识，我认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如果要建立市场化的制度，首先要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股票涨跌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因为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从学术上的统计来看，成熟股票市场的涨跌，一般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即股市处于熊市的时候，银行有较高的回报；当股市处于牛市的时候，股票市场则回报较高。由此我们可看出，股票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以及银行的借贷市场，存在着一个交替涨跌的关系，但是我们中国却没有这种交替的现象。
为什么没有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还是一个以政策为主导的市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建设，以及相应的市场化配套的一些资本，都没有办法去做。所以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没有充分地放开，它是计划经济的市场，所以它也是计划管理的市场。我们在总结股市14年的经验后认为，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股票的涨跌机制是相当紧迫的一个问题。
《上海金融报》：周小川先生曾定义我们这个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我们应该怎样做？
聂庆平：我们谈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新兴市场是不容置疑的，只要开了这个市场，一定会发展，一定会有股票上市，会有中介机构出现，它永远是一个新兴市场，所以新兴市场是不容置疑的。而关键是转轨，转轨最重要的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的一套管理模式迫切需要转轨。
无论从发行的制度，从信息披露的制度，以及从证券公司的管理，以及其他方面，都有一套转轨，我认为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不是担心这个市场是新兴的，而是担心管理的制度如何进行转轨，如何适应它，所以转轨是重要的，转轨不好，这个市场就不好了，转轨搞好了，市场就搞好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现象，就是转轨没有搞好，这是我想提的理念性问题。
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很重要
《上海金融报》：现在人们纷纷抱怨股市中，值得投资的公司太少，对此你怎么看？
聂庆平：我们资本市场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是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它的市场化的运行要求，和体制发生了冲突。这个体制就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可是，我们却置身于大的经济体系之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像我们在1992年让中国企业去香港上市一样，也建立一个对于上市公司的特别规定，就是在中国的A股弄一个特别的规定。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没有国际会计准则，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是不信任的，那个时候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去香港上市，同时比较国有企业在这个计划体制下，它的管理模式和它到香港上市后应该遵守的要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把这个差异比较出来以后，我们就以一个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遵守了这个特别规定以后，就符合了整个香港上市的规则要求，也符合了一个市场的投资者、一个国际的投资者，对于这个企业的看法。通过这种办法，体制和市场化的冲突问题在H股市场解决了，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在A股市场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在大体上还是以国家和共有为主体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尽量让我们运行的方式，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规则，我们的流程，我们的机制，是符合市场化的要求的。
如果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那么这个市场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一直延伸到国有资产的管理，延伸到土地的管理，延伸到经理人员的任命，延伸到财务制度。所以我们搞H股上市的时候，是一整套的，不是一个部门。是所有的经济管理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定，这样保证了中国大型的国有企业能够成功到香港上市，到美国上市。
《上海金融报》：除了已讲到的这些外，你认为制度创新还应关注哪些方面？
聂庆平：我想，在中国的立法和法律制度方面，特别是针对股市融资行为的法律责任，要严格执法和严格界定。这次修改《公司法》、《证券法》时做了一些补充，我认为在监管的层面上还是不够，这要严格地细化，因为这个市场上有财产利益关系。包括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义务。我认为要有一个完整的法制和足够的威慑力，给投资者一个诚信的市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市场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