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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
学生可以反驳最权威的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选择远赴海外求学。其中，加拿大是这些学生的热门选择地之一。相比国内大学，加拿大的大学在培养人才上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能吸引众多中国留学生？国内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又存在着哪些差距？为此，记者专访了曾担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校长10年之久的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
2006-7-25
[ 见习记者 张文绩 ]
　　本期访谈人物：罗德里克·弗雷泽
　　资深教育学家，曾获得多项学位。1995年就任阿尔伯塔大学校长，并于2000年再度当选，在位10年半。他上任时曾提出，要把阿尔伯塔大学建成国际和国内公认的加拿大教学、科研、社会投入最好的大学之一。经过他十几年的艰苦努力，阿尔伯塔大学现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科研经费从1995年的5600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3亿元。
　
　  科研与社会服务相结合
　　《上海金融报》：加拿大大学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阿尔伯塔大学？
　　罗德里克·弗雷泽：阿尔伯塔大学成立于1908年，位于阿尔伯塔省首府埃德蒙顿，是一所综合性的公立大学，也是全加拿大5所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科研水平居加拿大前列，科研收入与所得资助总额居全国第五。还有2年，我们就将迎来自己的百年校庆，我们的历史差不多和阿尔伯塔省同龄，这让我们非常自豪。阿尔伯塔大学有很强的农业专业、森林专业；此外，因为阿尔伯塔省有丰富的煤和钻石的储藏，所以，我们大学有专门的采矿专业等，其研究能力非常强；50年前，阿尔伯塔省又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大学在能源方面的研究，在北美也处于领先。
　　《上海金融报》：您刚才提到，阿尔伯塔大学的科研水平居加拿大前列，据我所知，阿尔伯塔大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科研经费增长非常快，这是如何实现的？阿尔伯塔省自然资源如此丰富，贵校的科研有没有专门与之结合呢？
　　罗德里克·弗雷泽：是的，阿尔伯塔的科研经费从1995年的5600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3亿元，这是因为学校做了很多事情，制定了几项政策来鼓励老师增加他们的科研活动，使老师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增加科研活动，从而提高科研收入。学校的农业、矿产等专业的科研与工业界的结合很多，学校派生出来的很多公司在很多行业、很多领域和工业界都有很好的结合，其中，不少公司都越做越大，有的甚至成为上市公司。
　　《上海金融报》：阿尔伯塔大学很重视科研，那么，学校的老师在教学和科研这两个工作之间是什么样的比重？在评价老师的过程中，有哪些内容？有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
　　罗德里克·弗雷泽：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关于教育和科研的总的原则，基本上要求每一个老师40％的时间花在教学上，40％的时间花在科研上，20％花在社会服务上。这个社会服务包括，他在学校里的一些行政工作，或者他专业团体里的工作，或者协会里的工作。这个是学校里面的规定，每个教师还可以和他的系主任协商，那么，可能他的时间比例会有一些不同。
　　关于教师评估，其实最难的是对教学的评估。我们的评估每一年都做。在教学评估上，教师教的每一门课，都会选其他课的每一个学生参与到其中。在每个学期课程结束的时候，教授会发给学生一张评估表，学生在离开课堂前，会作出评价并打分。老师的职位需要提升的时候，或者从教授到终身教授的时候，学校会发一些信给他的领域内，特别是选过他课的学生，问他们的意见，是否认为这个老师能提到更高的位置上。如果一个老师评估下来，教学很差，科研很差，也没什么社会服务，那他的工资在当年就没有涨浮，因为评估和工资涨浮是挂钩的。如果在3年中，一个老师有2年的工资涨浮为零的话，那么，学校就可以解聘这位教师。
　　中国留学生有创新力
　　《上海金融报》：在阿尔伯塔大学大概有多少中国学生？学校有没有专门设置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
　　罗德里克·弗雷泽：在阿尔伯塔大学，目前大概有8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是指拿学生签证的那部分。过去10年当中，中国留学生的数字增长非常快。我们学校还有将近100位有中国大陆背景的教授，有一个加籍的华人教授协会。
　　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课程，我们有一个东亚系，其中有一个中文专业，专门教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学、中国文化等相关课程。
　　《上海金融报》：在中国有一种“高分低能”的说法：就是中国学生比较擅长考试，但在动手能力方面，比西方学生要差很多。您是否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导致的结果，在阿尔伯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怎样的？
　　罗德里克·弗雷泽：据我个人的观察，在我们学校中，中国大陆的学生和阿尔伯塔高中毕业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差距。在一些专业，从中国大陆去的学生可能第一年不怎么样，但是到毕业时，他可能就是班级里面名列前茅的。
　　讲到动手，我们学校里不管是工学院、理学院，还是法学院、物理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或者文学院等，都要求学生有一个实习的阶段，接触社会，这不光要求动手，更是期望学生有一个实践的经验。比如，文学院的学生有的是去当地媒体实习，动手能力在这时就非常重要。
　　我们学校有的老师成立了公司，有的中国留学生或教授在公司里都成为了非常年轻且重要的领头人。所以，我没有看见很明显的证据，证明中国学生理论知识比较强，动手能力比较差。有可能是因为学生很年轻、很聪明、适应力很快，到了加拿大后，内在所隐藏的创新力就被发掘出来了，学生自己也能很快地利用起来。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与中国的高校相比，加拿大的大学在培养人才这方面有什么独到的优势？
　　罗德里克·弗雷泽：我想，首先在于我们的学生读大学的动力有些不一样吧。中国的学生可能很注重出来以后要找到什么工作，或者爸爸妈妈觉得你应该学什么专业，或者爸爸妈妈说什么专业好你就上什么专业。加拿大的学生也有这样的，但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专业有兴趣。加拿大的大学对学生个人的兴趣比较重视，有的学生学了一年以后，觉得这个专业根本不适合他，觉得痛苦，那他就可以转系。国外的大学一般都可以转专业或者转系，自由度相对中国大学比较大。
　　另外一点，作为学生，你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和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最权威的人，只要你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这给学生很大的思维空间，其实这点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只是有没有这个机会让他发挥。这方面，中国学生可能一开始到加拿大学习会有点不习惯，因为他们太听话了，要有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才能明白：哦，原来我是可以和他（教授）有不同意见的。
　　要帮助学生发掘创造力
　　《上海金融报》：大学如果丧失了创新动力的话，对社会将产生怎样不利的影响？您来过中国35次，对中国大学的整体创新能力作何评价？
　　罗德里克·弗雷泽：最大的挑战是，教授和教授所在的学生怎么平衡有市场价值的创新和他本身作为教师要做的科研和教学。换而言之就是，这个教授和研究生把时间都花在做市场价值、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创新活动，还是去追求知识、继续做科学研究。在阿尔伯塔大学，经常会有一些政策去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而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有一些中国大学有非常成功的创新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成为给学校创收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部分收入能返回给大学，让大学开展其他的活动。
　　《上海金融报》：目前，中国已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名加拿大大学校长，您对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建议？
　　罗德里克·弗雷泽：我的建议主要有四点，我相信每一名学生进入大学，内在都是有创造力的，那么，学校就要帮助发掘每一个学生的创造力。首先，是知识上的辩论和团队工作，学生要跟教授成为一个团队，而且能公开地和教授在知识上展开辩论，要有想法上自由的交流。第二，教授走进课室的时候，能把自己所作的科研、最新的发现、或者对科研感到很兴奋的一些地方和学生分享，把学生带到他的科研中。第三，要鼓励并创造环境让学生全面发展。除了知识以外，学生要有娱乐活动、体育运动等各项课外活动，这些非常重要。艺术方面的熏陶对人的创造力发掘很有帮助，这方面有很多研究和例证。最后一点，就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要禁锢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内，学校里应该创造一种环境，让他们的精神、思想能够有一个很开放的发挥机会。
　　《上海金融报》：中国高等教育正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重要力量，中国高校该如何应对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的挑战？
　　罗德里克·弗雷泽：我从阿尔伯塔大学的发展过程来回应这个问题。从1998年前学校成立开始，阿尔伯塔大学就有一个使命———要教育有知识、有责任的公民。我们所作的科研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包括当地、国家、全球这个大社会。我校1998年来一直围绕着这个中心，使之成为我们办学的哲学思想。过去10年中，我们再重新回顾自己的价值观，更加强了我们和社会的联络，学校和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方面，我们的毕业生和研究生作出了很大贡献。加拿大曾有一个研究，调查了加拿大增长最快的100家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从他们的教育背景中发现，大概50％的人有一个大学学位，25％有研究生学位，有8％是有一些大学教育背景。我觉得，这个趋势在中国也会一样，就是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来领导增长最快的这些公司，不管是在软件或者是生命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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