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访谈人物：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教于美国密执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士（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共识是基础
《上海金融报》：最近，社会及学界就“中国改革”的话题进行了一番争论，您的看法如何？
李稻葵：为了分析和解决对改革的疑问,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历史和过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动因何在呢？上世纪70年代末，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国力的疲弱。经过10年的文革动荡，以及近30年的封闭自锁，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所奋斗的目标正离国人远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阶层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
《上海金融报》：在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改革探索，你能否具体谈谈？
李稻葵：这种探索是艰辛的，有时甚至是曲折复杂的。这一共识延伸出许多新的理论认识，如，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开始了不断的探索。开始是简单地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形成了当时所谓的“洋冒进”。后来又发现，仅仅引进技术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局面，而是需要在体制上下功夫，于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围绕着这一课题，先是探索和研究了前苏联和东欧，包括波兰、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验。在这些改革的探索中我们发现，对旧体制小修小补式的改革无济于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产生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道路。与此同时，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包括总结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我们逐渐发现，对外开放乃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
所以说，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摸索出来，并且至今为止一直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改革和开放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才是中国各阶层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中国各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包括在改革最困难的时期，仍然没有动摇过的最根本的共识。
未富先大
《上海金融报》：那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李稻葵：首先就是“未富先大”的困难。尽管中国刚刚脱贫，却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也遇到了“大国瓶颈”。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限制；包括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过多的关注、争议以至阻挠。这使得我们20多年前就确定下来并努力贯彻的“韬光养晦、避免冲突”的发展战略难以实施。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内需不足、全方位产能过剩，及对外部资源、技术和市场依赖过重等难题。
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那就是，怎样使一个贫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赶上经济发达国家。这是没有先例的。在人类历史上，要不就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基本上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同发展，比如美国、英国；要不就是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对外开放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成功案例。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无论在资源利用、应用技术，乃至经济制度上都必须有一系列的创新。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经济面前的一项根本任务。在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大前提下，中国人民应该也只能继续维系改革开放之前所形成的根本共识，就是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最终完成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任务，也就是继续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改革的当务之急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是什么样的问题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呢？
李稻葵：首先，中国经济目前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背后就是中国自身应有的大市场尚未形成。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部大车还没有真正捎上所有的人。“中国奇迹”主要还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农民以及中西部非城市地区的居民尚未完全融入到这个大市场体系里来。尽管农民以及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可以进城或者跨地区打工，但是，他们还不能完全获得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不能完全纳入中国经济的现代运行体制，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难以扩大。
我完全不同意由此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即给农村、农民以及落后地区补贴，以此扩大消费。这不仅要求从富裕地区征收更高的税，无异于给中国经济釜底抽薪，更重要的是，这并没有解决农民和落后地区居民融入中国大市场的根本问题。更有甚者，这实际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内需。因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率高于低收入人群。
为了从根本上让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捎上大多数人，解决方案还应该是体制改革，即逐步、有序地放开城乡以及跨地区之间生产要素市场的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让农民工逐步成为城里人，扩大城市规模，让落后地区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发达地区，扩大发达地区的规模，以此扩大消费，扩大内需，让越来越多的人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车。同时，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自然会逐步下降。
与此同时，另一项改革就是要大力提升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基础性公共产品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类不足：第一是基础教育仍没有到位，各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家庭，为子女教育必须准备超额的储蓄，基础教育的投入不够，也导致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动力的匮乏；第二类是基础卫生体系，包括预防性卫生体系建立的滞后，这使得许多低收入民众对个人健康状况十分忧虑，这种忧虑也导致了他们消费不足。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深化已经启动的改革，紧紧抓住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一关键问题，解决阻碍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体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回避争议，减少矛盾，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
《上海金融报》：最近，宏观调控制度再次出台，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焦点问题，您的理解如何？
李稻葵：中国经济大市场没有形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它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单纯依赖有力的行政干预，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促进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到位。资本市场的改革不到位,导致企业控制市场运行不力，许多企业难以退出，企业兼并难以完成。同时，企业在投资生产项目时，缺少有力的外部融资渠道的约束。公司治理体制的不力，则使得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内部投资的监督不足，导致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有过份扩张的趋势。
事实上，过去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的留利而不是银行的贷款。没有受到企业出资人的约束，留利没有回馈给出资人，所以，很多企业都有过分扩张的冲动，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上海金融报》：面对油价等国际大宗商品的疯涨，您认为该如何应对？
李稻葵：影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约束是资源约束。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未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造新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绝对是行不通的。怎么办？还是要向改革要答案。从短期来看，要产生合理的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调节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浪费，同时，也可以利用价格机制来促进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技术的研发。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这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
总的说来，中国当前迫切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劳动力有序的跨地区流动，从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内需，建立大市场，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车拉上更多的民众。第二，是推进金融改革，这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建立大企业和提高创新能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大力投入。第三，是加大基础性公共产品的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基础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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