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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学家江平：
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已经75岁的著名法学家江平，日前坐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会场里，不是谈法学，不是说法理，而是畅谈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江平眼里，企业家或企业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当前的环境下，对企业、企业家、对国家有着怎样的意义？
2006-3-31
[ 记者 张薇嫣 ]
　　本期访谈人物：江平
　　原北京政法大学校长。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获得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在世界各地最著名的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日本青山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讲学。1988-1993年期间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通则》、《公司法》、《行政信托法》等。
　　
企业社会责任
　　《上海金融报》：您所说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江平：现在世界上盛行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就是从国际角度来看，世界上兴起了一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而且，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提法，就是“企业公民”的概念。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企业看作“人”，而不仅仅只看作通常意义上的法人。
　　现在的中国不仅需要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教养，更需要企业的道德素质和教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提高了，但是国际形象严格说来并不高。打个比方，到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时，我们的全民素质或者体育场上的观众素质是否能有所提高呢？同样，在经济活动中，中国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培养企业起码的文化素质、文化教养和人文观念。
　　《上海金融报》：请您具体描述一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江平：从理论上讲，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自然人的心目中，企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怪兽”，一家企业就是一个经济“动物”。我们要改变把企业作为单纯的经济动物来看待，来定义。企业如果只顾盈利，企业家如果只顾自己发财致富，那么，在人们的心目中，企业终究还是一个“经济怪兽”。因此，企业除了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外，同时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你能接受一家造纸企业只顾企业利润，排放污水不达标，导致河水严重污染，渔民捕不到鱼，农民种田绝收，居民饮用水有问题这样的现实吗？
　　市场经济给企业家提供了三种自由。一是财产自由，企业财产不能随便被剥夺；二是交易自由，企业愿意怎么交易，和谁交易，交易内容由企业来决定，国家不能随便干预；三是经营自由、投资自由。
　　但是，这三个“自由”都是相对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在重视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和社会利益相冲突。也就是说，当社会公共利益有需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路；企业行为如果违反了公共秩序、社会公德也不行；投资是自由的，但是企业一样要承担社会责任。从法律角度来讲，这就是企业自由和社会责任、社会义务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企业的任何一个行为都不是单一的，她至少涉及到与政府、其他企业、个人的关系，她不再仅仅只是一部分利益集团的事。
　　改革无退路
　　《上海金融报》：那么，企业到底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江平：此次《公司法》修改时，对是否该明确写入“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存在争议，但仍然有一些相关内容提到企业责任。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相同也有不同。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导者，但某些责任也不能仅仅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涵盖。
　　我把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四个“不”，一是不给社会添灾难。当前无论人为还是自然灾害都处于高发时期，国家领导人每天都会面对众多的突发事件，压力很大。近来仅社会群发事件（闹事、上访、冲突）就高达近6万件，也就是一天将近200件。如果社会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下，我们的企业能够很好地生存吗？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很好地生存吗？
　　二是不给消费者添麻烦。《公司法》此次提到的社会责任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企业和公司应对消费者负责，因为企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及广大消费者服务的。
　　三是不要忽视弱势群体。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部分富人，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仇富心理和仇权心理日深。老百姓认为，很多富人为富不仁，宁愿吃一顿饭花8万多元，也不愿捐给穷人；而老百姓对掌握权利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支配资源、攫取财富也痛恨不已。作为一个企业家，千万不能忘记，社会上还有很多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竞争力弱、不能过上正常体面生活的人。
　　吴敬琏教授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因为改革还不彻底，导致仍有些行政机关掌握着权力资源。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机会的平等。如果能够做到机会平等，任何人不能滥用特权及行政权力，那么，腐败比率就能大大降低。
　　四是我认为，当今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能让改革倒退。中国今天面临着第三次改革的大争论，第一次是1979年-1982年，第二次从1990年-1992年。此次争论与前两次不同，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前社会两级分化日趋严重，老百姓对腐败的严重性反应也更激烈，这些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眼下反对改革的声音简直变成了仇恨改革，认为改革改到现在完全错了。从郎咸平开始说国企被贱卖，之后有邓宁称改革方向出现了问题，然后又有说银行被贱卖等等。国企确实存在贱卖现象，国资委也看到了，郎咸平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开的药方不对，他所提出的信托责任、企业全面上市，在当前环境中不可能有效，反而被某些人所利用。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应继续改革，否则无路可退。胡锦涛在两会上已经明确表示，改革不能倒退，改革要继续前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温家宝总理也明确表示，改革绝对不能动摇，改革没有退路，往后退是死路一条。
　　《物权法》成了夹生饭
　　《上海金融报》：您曾于今年1月举行的“中国信贷人的法律保护”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物权法》出台时间将被推迟，请问其中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江平：《物权法》出台被推迟，其实隐含更深层、更尖锐的利益问题。《物权法》牵涉国家、集体土地的出让转让，农村的宅基地，还有业主与物业的协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之前，北大一个教授就此上书给中央，又在网上公开称《物权法》违宪。其中心意思，一是《物权法》光保护私人财产不行；二是《物权法》中提到，国家财产跟私人财产应当同等保护，更属违宪。认为中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私人财产怎么会跟公有财产一样保护，而且是平等保护？
　　有一些人因此抵触很厉害，说私有化进程是不是过快了？其实，全国人大认为，《物权法》已经基本成熟。法学家也认为没什么问题，无所谓违宪。但直到现在，《物权法》仍僵在那儿，成了一锅夹生饭。
　　《上海金融报》：近年来，国内开征遗产税的呼声一直很高，那么，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究竟如何？
　　江平：很早以前，一位比利时的学者曾经问我，中国有没有遗产税，我说没有。当时房子没有、汽车没有，只有两辆自行车，要交什么遗产税？没想到，比利时教授很惊讶，羡慕地说，中国是多么美好的国家，居然没有遗产税。我十分不解，遗产税有那么可怕吗？他说，遗产税就是在杀富济贫，财产越多税越高。
　　目前，国内开征遗产税还不成熟，关键是怕影响房地产业。如果税率定得太低，没有意义。但如果把税率定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干脆以自己孩子的名义购买房产。
　　所以，我们要弄清征收遗产税的目的。是拿来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竞争能力比较弱的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其他什么目的，这才是我们今后最需要解决的。
　　企业家应该做改革的旗手
　　《上海金融报》：回到之前的话题，您认为，怎样的人才算是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怎么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江平：我始终觉得，企业家应该是改革的急先锋，企业家应该是天生的改革派。没有市场经济，国家怎么能发展到今天？就这个意义而言，企业家应该是坚持改革的“旗手”。我们看到，改革确实出现了争论。从郎咸平开始到现在已近两年了，我们应该要思考深层次的问题。
　　争论的第一个矛头是，药品上涨、看病难，医疗改革基本失败。第二是，教育改革出现问题。第三是，住房改革，越改房价越高，年轻人买不起。第四是，国企贱卖论，以及银行贱卖论。于是，有人说，改革是不是出现问题了，问题在哪里？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因为改革开放使私人产品大大丰富，购买彩电、汽车之类也不用发愁，这在过去年代很难想象。但我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免费医疗，以及面对低收入人群的低价房屋等社会公共产品，仍然供应不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人产品由私人企业提供，而社会公共产品应当由国家提供，那是国家的责任。
　　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历史潮流不会倒退。改革大方向不能变，但是，改革中某些领域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可能认为，失去了太多原有利益，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现在相比过去有很大改变。如果再回到一年分配一斤花生的计划经济时代，肯定没人愿意。所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就在于，不要让中国社会倒退，中国还要再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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