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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 :
开放才会健体强身
——今年12月 ,中国金融市场就将对外资开放。一边是挟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外资金融巨头，一边是本土化优势明显的中资银行，是竞争还是合作？是优胜劣汰还是平等互利？中国的银行业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中会迎来哪些冲击和变化？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
2006-3-3
[ 实习生 周启亮 ]
　　
本期访谈人物：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财政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和银行管理理论。曾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没必要批驳“贱卖论”
　　《上海金融报》：从中国入世那一刻起，各个行业就纷纷拉响“狼来了”的警报。外资的进入，对中国的银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戴国强：最近1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成效虽然有，但是总的来讲，和预期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靠自己摸索着改，很难改。很多都是体制上的问题，而银行也不可能完全离开政府的需求来自己独立运作。这就使中国的银行业改革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靠自身力量改革，再改，成效也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引进外国的战略投资者，至少对我们的经营理念起到一个冲击作用，同时，因为利益问题，他们来了之后就会认真地发挥他们的影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国家银行业的管理理念。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积极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
　　《上海金融报》：在进行股改的时候，国家曾经找过大型企业，问他是不是愿意按照现在的价格，而不是溢价收购的方式购买股权，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同意。而等到向外资金融机构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却发现，国外的金融机构是喜欢高溢价的，这样就出现了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在贱卖国有企业。
　　戴国强：原来是有这么个说法，银行不能投资于企业，但是企业可以买银行的股份。但是我知道，以前企业要买银行股份也很难买，因为中国一直把银行看作一个很特殊的企业，强调它的特殊性，强调它的公共产品性，强调它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贱卖论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你既然能向外资开放，那你也应该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开放，国有大中型企业当时不买，他们可能出于各种考虑。他们现在看到外资企业大量购买，如果你向他们开放的话，他们会不买吗？他们肯定会买。你是不是向他们开放了，你在什么条件下开放的。那个时候，可能不良资产百分之三十几、二十几，那个时候你让他们买，当然大型企业会有顾虑。
　　现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差不多一半剥离掉了。银行发展得比较好，我想企业一定会买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批驳“贱卖论”。如果当时不买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背景原因的。一般人眼里，银行股份总是好的，像浦发银行上市，买的人非常多。外资银行为什么敢大量进入，如果不是我们给他们设定一个界限的话，可能他们买的还要多。他们就是看中了你这个优良的无形资产，你是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支撑。国有银行和一般的股份制银行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民间资产组成的股份制银行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我觉得，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同时，也应该向内地银行开放。其实，内部开放的话，不一样也有资本金进来吗？当然，我前面讲的，引进外资对于我国银行的改革开放的意义十分重大，积极的一面是很重要的。另一面，如果只向外资银行开放，而不向中资银行开放的话，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买到，他们会有意见。至于说，因为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支撑，没有什么风险，这个说法也是片面的。总的说，引进外资对中国的银行来说，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意义。
　　创新业务发展太慢
　　《上海金融报》：外资银行投资中国银行业，他们想得到什么呢？
　　戴国强：从表面来看，好像是利用中资银行的优势。中资银行网点比较多，文化相融，他们以后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候，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就比较方便。所以，外资银行会买中资银行的股份。我刚才讲了，他看到你那么多的坏账敢大量地买，就是说明它看好你。外资银行的资本计算得多么精明，已经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了。另外，中资银行的网点可以给他们提供业务的便利。花旗最近在设点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都显示出了，外资银行已经拿出了和我们竞争的态势。他们不是来慈善，不是来拯救你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必要的警惕。
　　《上海金融报》：很多外资银行一方面投资中国的银行，一方面在中国又有自己的实力范围，会不会对中资银行发展形成一种制约呢？
　　戴国强：制约是不会的。但是他们的发展战略，对中资银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至少他们可能会把中资银行的一些高端客户挖走。因为，外资银行在国际上有很好的销售网络，有服务的渠道。他们提供的服务和中资银行相比，他们是占优势的。中资银行的一些高端客户原来之所以不到外资银行去，是因为外资银行有一些人民币业务不能做。现在，人民币业务到年底就可以做的话，我看很多高端客户会选择外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是个比较大的威胁。
　　《上海金融报》：中国的银行应该怎样做国际业务，从而走向全世界？
　　戴国强：中国的金融衍生品业务要开放，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1995年把国债期货关掉，当时对稳定金融秩序是必要的。但是后来长达十多年没有开放，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失策的。一旦开放，做国际业务，国际业务里大量是衍生金融，即使是一般的外汇买卖，人家也有广泛的人才，而我们只有几个所谓的操盘手。我觉得，国内的衍生业务的发展慢了一点。虽然今年人民银行已经发了文件，允许做利率互换了，但是我们很多配套的改革没有跟上去。利率如果没有市场化，或利率市场化达不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利率互换还是比较困难。
　　零售业务规模小
　　《上海金融报》：国际上有一个趋势，零售业务已经超过批发业务。但是在中国却仍然以批发业务为主，这是为什么？
　　戴国强：一般来说，商业银行应该是以零售业务为主，批发业务不是最主要的，批发业务有专门的投资银行等去做。我们在讲批发业务的时候，经常是从量上讲，从额度上讲。商业银行应该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普通消费者服务。大企业的业务需要做，但是大企业本身有另外的融资渠道。一方面，它本身的财力雄厚，另一方面，它可以去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它不需要依赖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来源。它可能只是在短期资金上需要和银行合作。所以，商业银行最基本的应该是做中小企业、个人、家庭，它做零售业务，是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我们国家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企业发展依赖贷款，才造成了批发业务大大超过零售业务的现象。但是这两年，我们的银行对零售业务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正在积极地赶上。应该讲，中国的银行网点多，和社区联系比较密切，零售业务发展起来是非常快的。
　　《上海金融报》：中资银行在做零售业务的时候，十分重视卡类业务。尤其是信用卡。您对此有何看法？
　　戴国强：对于信用卡，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商业银行在做零售业务时，银行卡只是它的一个桥梁，它不是以银行卡作为业务目的的。对于银行卡而言，如果用户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经常违约不能按期交款，那么银行是有很多的利息收益的。如果用户是低收入水平，而又不违约按时交款，那么银行纯粹就是服务，不会有收益，反而成本更高。当然，银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一定的客户基础，用户对你银行的品牌是认可的。认可品牌之后，要用我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不用产品和服务，光有品牌是没有用的。靠什么赚钱？只有收益才有用。
　　《上海金融报》：发展零售业务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比较可行？
　　戴国强：我认为，还有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包括中小企业的贷款等。这块过去很多银行认为没有一个完善的信用评价标准，去评级会很难，不好做。然后上级监管部门对他们又有压力，他们不敢去做，怕做坏了。我觉得，我们的银行很怪，银行家已经失去了那种应有的内在的去谋求利润的冲动，银行机构更像是国家的事业单位。
　　监管方面的合理、适度、科学，还是应该继续改善的。应该调动银行的积极性，任何收益都是有风险的，收益和风险是正相关的。要没有风险又保证盈利，是不可能的。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要改变，看这个银行能承受多大的风险，在它可承受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业务，这是完全可行的。而不应该去严加控制。银行本身就是风险单位，有风险才有利润。
　　控股公司是方向
　　《上海金融报》：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放开了严格监管，采用混业经营的模式。中国虽然现在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是中信、平安、光大这些金融集团，已经有混业迹象。中国为什么没有放开混业经营呢？要等待什么时机吗？
　　戴国强：分业监管、分业经营只能是一段时期特有的现象，如果长期下去，会是资源的浪费。在金融行业，产品本身就是同质的，都是货币和信用，如果人为地分作三个或四个（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反而会束缚整个行业的发展。我认为，控股公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举个例子，原来的交通银行，海通证券，太平洋保险公司，如果没有拆开，就是一个综合性银行。但是管制把他们拆开，如果没有这么做，通过20年的摸索，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积累，但是现在却又要从头做起。
　　《上海金融报》：那目前为什么要严格监管呢？
　　戴国强：中国一直对风险过分关注。中国现在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重视稳定，金融不能乱，金融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在这样一个思想理念下，金融本身的活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金融风险要控制，金融活力要焕发，虽然本身有矛盾的方面，但是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意识的问题。我国监管的放开，可能要等到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外界的压力下，自然而然增加金融活力。从这方面说，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好事。
　　《上海金融报》：国家将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大型企业可能直接通过债市融资。银行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应对可能出现的“脱媒”现象呢？
　　戴国强：因为我们国家的银行承担的压力太大了，在全国的融资中，银行承担了94%，这个比例太高。应该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觉得是70%。这剩下的30%就需要靠直接融资了。现在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还不规范，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存在，影响了直接融资。如果债券市场能得到发展，企业就可以直接到债券市场融资，减少银行的负债和风险。不过，“金融脱媒”在我国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只有在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出现差异时才会出现。但是，我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不广，主要还是靠银行。我预计，在十年内，银行还是会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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