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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访谈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叶德磊：
政策制定者须懂博弈论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博弈论研究专家奥曼和谢林，近年来国外已有七位博弈论研究专家获此殊荣。为何诺贝尔经济学奖频频眷顾博弈论？博弈论离我们现实生活有多远？为此记者对国内这方面颇有研究造诣的叶德磊教授作了独家专访
记者 俞莹
本期访谈人物：叶德磊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证券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证券市场。著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证券投资原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研究》等。
诺奖仍会眷顾博弈论
《上海金融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由博弈论研究专家获得，你是如何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取向的？
叶德磊：总体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取向还是合理的，得奖的成果往往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如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者科思在1991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他的著名“科思定理”也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曼和谢林，也主要是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又如，美国基德·兰德教授和普雷斯科特教授有关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提出了二十几年了，直到去年才得了诺贝尔奖。它提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不是政府的政策，影响经济周期往往是来自经济体系以外的干扰因素。实践证明，这几年世界各国经济因遭遇非典、海啸、禽流感、飓风等不可抗力而影响增长速度的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取向不一定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但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学术界公认的。因为今天的热点，可能明天来看就不是热点了。这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也不无启迪，就是要潜下心来，耐得住寂寞，才能做出大学问。
博弈论主要是研究各相关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假定条件下，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等问题的。在这里，决策均衡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意味着最佳决策或最佳决策的组合。因为只要决策是最佳的，相关的行为主体就不会去改变它，从而它处于稳定、均衡的状态。简单地说，博弈论就是分析博弈行为和博弈决策的一门科学。尽管博弈论的研究这几年已屡有突破，但博弈论的研究今后还会有所突破。因为博弈论已经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轮廓线，很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博弈论来概括，从某种意见上讲，市场竞争就是市场博弈，所以它的发展、应用空间是非常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后可能还会眷顾博弈论。
《上海金融报》：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那么我国的博弈论研究处于世界什么水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如《孙子兵法》）隐含了许多博弈论的思想，它们对现代博弈论有何启示？
叶德磊：中国目前研究博弈论的水平，还基本停留在介绍西方的博弈论研究成果上。这可能是由于：一是博弈论需要系统完整规范化的理论框架，这需要比较高级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解决，而我们经济学研究学者能够具备高深数学功底的人并不多；二是我们的数学家们在应用数学、博弈论方面的研究学者较少。
西方在博弈论上得到诺贝尔奖的七个人中，都是出身于数学学科，从应用数学而过渡到经济学，他们的起点是数学，很多博弈论学者至今还在数学系。博弈论还是属于应用数学中的一个分支，只是它在涉及到经济学这一块时可以把它归之为经济学。总之，它是一个交叉学科。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研究博弈论必须要有高深的数学功底。
尽管中国古代有许多博弈论的思想，但西方博弈论主要还是从数学研究这条线发生的，博弈论的理论框架主要是由西方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搭建起来的，最早的博弈论研究学者（如纳什）大多出身于数学家；后来从博弈论中产生的博弈策略，人们发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有些思想十分相似。打个形象的比方，西方数学家们搭建了博弈论的房子，而我们发现房子里面有些砖瓦和我们是相似的，或者说，我们的砖瓦放在里面也很配套，仅此而已。
博弈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上海金融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时代，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论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用武之地”？
叶德磊：是的。博弈论的分析操作性较强，如决策均衡，很清楚地告诉你应该如何面对竞争和博弈。我们可以开始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许多经济现象。
比如股市涨跌，就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机构投资者逼证监会出利好，逼上市公司送、配股，往往是先制造恐慌气氛，打压股市，这种博弈现象非常普遍。股改方案刚出台时，五花八门，所以有行情，而现在方案趋同，引不起投资者的激情，股市又趋低迷了。从博弈论角度讲，这与有关上市公司缺乏一个好的博弈策略是不无关系的，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呢？
去年股市一度有“1300点是铁底”之说，9月初网上有消息报道，证监会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表态：证监会不会托盘。结果第二天股市就跌破了1300点。这便是机构投资者与证监会的一次博弈，机构投资者打压股市、制造恐慌的意图是逼证监会表态：你到底托不托盘，你的政策底线在哪里？结果证监会马上出来辟谣，最后股市又站上了1300点。又如对于上市公司的配股资格，过去曾有规定：净资产收益率要三年以上（包括三年）达到10％以上。但这“三年以上”讲得不是很明确（原意是连续三年都在10％以上），结果有些上市公司钻空子，把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年均“做”在了10％以上，让管理层好不尴尬。
又比如楼市调控，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与投资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前年6月，央行发布通知，要求对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住房的，商业银行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但许多银行反映，这“高档商品房”、“第二套住房”的博弈空间太大了，很难具体界定。
所以，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政策要保证有效率，必须把博弈空间压缩，提高可操作性。当然，如果政策是带有试探性的，也是可以运用博弈策略的；如果政策制定必须执行的，博弈空间自然应该越小越好。政策出台前，就要充分考虑下面可能会有的对策，这也是衡量政策制定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政策的制定者也必须懂得一些博弈论原理。
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也是一次成功的博弈，事前官方多次表态，不会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大家都认为没戏了，反应麻木了。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比较好的时间，“出其不意”，取得了成功。
在博弈中，人们掌握的信息经常是不完全的，这就需要在博弈进行过程（即动态博弈）中不断地收集信息、积累知识、修正判断。成语故事“黔驴技穷”实际上就包含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新股的询价制度，也是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诺贝尔经济学奖离中国还很远
《上海金融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叶德磊：弗里德曼的话，意思是指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还远着呢。
不可否认，诺贝尔奖的取向是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是国籍方面，二是专业性。比如经济学一般都是限于主流经济学。但获得诺贝尔奖确实是要有说服力的成果。
目前来说，我国经济学家心理浮躁的不少，一些人往往热点跟得很紧，不是在研究经济问题，而是在做文字游戏，没有自己观点，有的以批评别人为己任，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甚而剽窃也时有所见。耐得住寂寞，专攻某一项经济问题的很少。而西方经济学家做学问一般很严谨，专攻某一课题，可以潜心研究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一辈子。如蒙代尔教授便是心无旁骛，一辈子研究汇率问题。这在中国确实很少见。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往往是跟着热点走，今天谈股市，明天讲楼市，浮躁得很。比如得过诺贝尔奖的科思没有专著，只有几篇论文，这在中国几乎不可想像。科思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本质”论文，一开始还有人取笑他，但他一直坚持下来，执著地研究，终成正果。
经济学家要耐得住寂寞
《上海金融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任了企业的独立董事，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围绕股市引发的争论，也再度凸显了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有香港学者甚而指出：中国内地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你是如何评价的？
叶德磊：合格的经济学家只有五个，这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大概数字，意思是很少，有他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确实不多。有一个概念要搞清楚，研究机构的研究员、高校的经济学教授不等同于经济学家。有些所谓教授，并没有什么象样的成果；有的除了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批判性文章外，并没有深层次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有的人理论功底也不深。这也难怪，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经济学的是从其他学科、行业赶热闹转行的，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比如谈论的层次、深度甚至还不如普通股民，可能他对股市的基本运作流程都搞不清楚，有的甚至没有买过股票（据记者了解，叶教授有着十年证券公司的从业经验）。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在“赶时髦”。其实上市公司完全可以请与自己行业、专业有关的专家学者做独董，比如化工企业可以请化工系教授。现在经济学家的知名度大了，所以有些上市公司不辨合适与否，都在“赶时髦”，实际上这样做并不一定妥当。
经济学家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讲话，在国外也有，但是在整个经济学家队伍中，这样的人不能太多。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它需要与社会各方面保持紧密联系，也需要和一些利益集团打交道。比如研究货币银行学的，如果你除了存款以外不和银行打交道，那么很难想像你会对这学科有精深的研究；研究国企改革的，如果从来没有到过国企，也很难想像会有什么象样的成果。关键是经济学家本身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至于有些媒体谈到，经济学家对于有些政策失误应该承担责任，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政府部门决策的影响是有限的，即使对某一项决策，不少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不能把许多改革决策失败或者失误的板子打在经济学家身上。
